2020年4月30日,彩吧论坛開展黨委中心組學習,集中討論學習了《深入貫徹習近平總書記重要講話精神,加快推動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建設》,以及學習《中國共産黨重慶市第五屆委員會第八次全體會議決議》等系列材料。學習會由學院黨委書記稅強主持。學院黨委委員馬文斌教授進行了導學。學習過程中,中心組成員對如何加快推動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建設,落實習近平總書記視察重慶時提出的希望重慶發揮好“三個作用”重要講話精神,展開了熱烈的討論。此前,中心組部分黨員幹部和教師參加了重慶市關于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建設的相關會議,綜合黨委中心組學習的研討成果和在相關會議上的決策建議,篩選整理了部分學習討論成果,以伺讀者。
關于重慶在長江經濟帶中發揮示範作用的對策建議

郑景丽 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 副院长(主持工作)
一、建立航運中心的全方位監管機制
成渝兩地雙城經濟圈建設過程中,需要將“大保護”作爲共建長江上遊航運的硬性條件,必須嚴格控制上遊地區的源頭不受汙染,合理利用開發水資源與保護長江母親河相統一,強化上遊意識、上遊責任擔當,共同建立監管機制,將航運與治理相結合。
二、重慶三個産業和“四個特色”的生態結合發展
充分利用水資源在地方優勢與産業聚焦的互通與循環利用,建立産業集群讓各項資源供應上做到點對點、區對區的節能、節儉供應,對釋放的有害環境的廢料進行集中處理,改變産業的分散化和以犧牲環境爲代價的經濟增長,形成以生態農業集群、節能工業集群、生態旅遊業爲一體的聯動發展。其中把大農村轉型爲生態農業支持當地旅遊業、企業的發展,工業加快升級轉型,引導企業生産綠色産品,建立循環利用水資源、原材料的節能、節源技術,形成産業多元化多方位的格局。升級或關閉落後企業避免帶來環境汙染。
三、重慶沿江區縣與非沿江區縣的分向支撐發展
以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建設爲基石開通多樣化旅遊路線,雙方把旅遊資源結合起來互利共贏。設立專門的支持生態定向發展項目,將農民、農業創業者轉型發展爲生態發展者,並爲其提供所需要的資金,沿江區縣與非沿江區縣發展方向雖不同但互爲支撐,爲重慶在長江經濟帶生態發展做出經濟與生態共建的示範作用。
四、設立成渝兩地生態建設競爭機制
在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建設背景下,充分利用兩地多年競爭與合作,將其轉化爲動力優勢,讓成渝在競爭中尋求合作達成生態建設的共同目的。運用大數據、新媒體等高科技構建平台讓民衆、企業參與,頻繁有效的發布生態建設的正外部性,樹立綠色意識。實行有效的獎懲機制,並且對加入經濟林種植的人員、企業給予一定的補貼,鼓勵大家順應發展趨勢並主動形成生態環境保護的思維意識,對于不同發展階段的企業出台同項排汙量水平應得到的補貼、罰金和榮譽排行榜,是加快推進企業節能優化轉型的同類性抱團發展、異類型互補發展,民衆普遍素質提高的有效途徑。
依托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助推重慶發揮帶動作用

马文斌 重庆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 党委委员
作爲西部地區唯一具有鐵公水空聯運條件和江海聯運條件的國家中心城市,重慶已構建起東向、西向、南向、北向四大國際物流通道體系。其中,西向的中歐班列(重慶)和南向的國際陸海貿易新通道是當前重慶開放發展最具活力和影響力的兩條國際物流大通道。分別面向我國西北及中亞、歐洲地區,以及我國南方沿海及東盟、南亞地區。向東還可通過長江黃金水道聯結長江經濟帶各港口城市群,再經太平洋面向亞太地區。
一、充分發揮重慶國際物流通道作用,提升企業國際競爭力
作爲重要的國際物流樞紐,重慶可以在推動全球産業鏈“轉起來”過程中起到更加重要的帶動作用,發揮出更多更大的綜合優勢。爲此,重慶需要進一步促進出口轉型升級,支持本土企業開拓國際市場,在汽摩、通機等優勢産品出口的同時,支持醫療衛生物質等産品的出口保障,鼓勵重慶特色農副産品增加出口,在提升重慶本土企業産品的國際競爭力的同時,助力全面脫貧任務的順利完成。
二、依托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共同構建內陸開放高地
成都和重慶共同作爲“一帶一路”建設的橋頭堡,更需要進一步深化川渝合作,在建好“雙城經濟圈”的同時,攜手共進,共同承擔建設西部陸海新通道的任務,共同發揮國際物流供應鏈的作用。
首先,可以依托四川、重慶較爲完整的工業體系,加速川渝地區醫療衛生行業的重組,支持一批有國際競爭力的制造企業走向世界,推動我國與疫情相關的醫藥制造産業,尤其是中醫、中草藥相關産業的蓬勃發展。
其次,推進新一輪重大基礎領域的創新性投資,尤其在新基礎設施領域,從而爲川渝地區經濟下一步全面轉型升級奠定基礎,實現高質量發展。在對新基礎領域投入過程中,首先應該考慮在創新領域,其次在基本公共服務基礎設施領域,然後在以生態環保爲主的生態文明建設領域。
第三,創新體制機制,不斷激發國內內需市場,促進産業經濟“內循環”,以應對新冠肺炎引起的全球貿易産業鏈的“暫時性休克”,促進産業轉型升級,提升創新發展能力,創造輻射周邊省市,面向全國提供産品與服務的機會。
宜趁東風滿巴渝,策馬揚鞭再奮蹄!

朱勇 重庆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 党委委员
習近平總書記在視察重慶時指出:“希望重慶發展要更加注重從全局謀劃一域、以一域服務全局,努力在推進新時代西部大開發中發揮支撐作用、在推進共建“一帶一路”中發揮帶動作用、在推進長江經濟帶綠色發展中發揮示範作用。”深刻認識並積極實踐習近平總書記“三個作用”的重要論述對于把握重慶未來發展方向、制定科學發展目標、開辟高效發展道路具有重要的理論與現實意義。
一、以新一代信息技術産業爲引領,打造新興産業“135”梯度産業群
優先支持以5G、6G爲代表的信息産業技術發展,以先進信息技術應用引領、以人工智能、高端裝備制造、新材料産業爲主體,帶動新能源、環保、生物、數字創意、現代服務等新興産業發展,形成新興産業“135”梯度發展陣型。利用與新一代信息技術發展存在的聯動效應迅速做強、做大人工智能産業,力爭成爲西部地區人工智能産業中心城市。
二、成立高級別“戰略性新興産業發展中心”,統籌戰略性新興産業發展
由相關職能部門聯合成立“戰略性新興産業發展中心”,職能涉及産業布局、産業發展、人才政策、資源配置、政策匹配等,實施精准産業政策支持。根據産業政策實施進程開展階段性效果評估,在産業扶持政策實施過程中要根據産業演進規律進行動態調整,尤其是産業發展臨界點需要突破性的政策支持,根據産業演進規律和國際、國內産業發展進程,適時合理退出相關的産業政策。
三、依托“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深度融入中新互聯互通項目
依托“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打造資源彙集平台,以産業發展爲紐帶,帶動西部省份及主要城市和“一帶一路”沿線相關國家和地區實施産業發展的戰略協同,讓重慶成爲全球産業對接樞紐。
積極開展互聯網技術應用合作,建立國際數據專用通道;在金融人才培養、學曆教育、人才交流合作方面與新加坡通力合作。積極推動新加坡及東盟國家相關企業參與重慶投資建設,帶動重慶及西部兄弟省市産品拓展東盟市場,發揮出西部橋頭堡作用。
借助新加坡及東盟友好國家影響力打造“中國-東盟經貿交易平台”並形成重慶標志性品牌。讓重慶成爲東盟與中國經濟聯系的中心城市。進一步促進重慶在“絲綢之路”經濟帶、“海上絲綢之路”經貿交往,長江經濟帶綠色發展中發揮示範作用。
關于協同推進雙城經濟圈高質量發展的重點領域與若幹建議

王亚飞 重庆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 院工會主席
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建設已上升爲國家戰略,這對成渝兩地合作的廣度和深度提出了更多更高的要求。成渝兩地應緊扣經濟圈“國家定位”,以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五大發展理念”爲戰略導向,共同推進要素、科技、産業、生態、治理等全方位、深領域的務實合作,實現經濟高質量發展。
一、加快推進“陸路、水路、航空及信息”基礎設施的互聯互通
推动两地高铁、高速公路为主体的交通基礎设施建设,构建“1小时”通达的交通圈;以资本为纽带,推進两地港口资源整合,提升配置效率;优化两地空域航线航班资源布局,打造外向化、高端化的航权经济;推动以5G网络为支撑的物联网基礎设施建设,打造一批工业互联网平台。
二、加強在産業鏈、創新鏈和價值鏈上的合作
通过产业规划对接和数据共享,引导产业和地区在产业链、价值链上实现错位竞争、优势互补;协调布局符合世界科技革命发展方向、能引领带动經濟圈乃至西部产业升级、代表国家参与国际产业前沿竞争的战略性新兴产业;联合设立經濟圈发展投资基金,重点支持基礎设施互聯互通、生态环境联防联治、社会治理共管共享、产业发展共兴共荣等领域的一体化战略性、标志性工程项目。
三、推進自貿區、保稅區、出口加工區的合作,打造引領西部地區和面向一帶一路的國家重要開放高地
加強兩地自貿區改革試點經驗的學習交流,加快建立與國際制度相銜接的金融會計准則、投資貿易制度體系,實施更爲自由便利的制度和政策,共同提升在西部地區的制度高地優勢,放大改革創新成果的外溢效應;深化兩地綜合保稅區、出口加工區的合作,打造引領西部地區和面向一帶一路的國家重要開放高地。
四、聯合打造創新策源的國際競爭優勢
依托成渝兩地科教資源禀賦優勢和産業優勢,共同爭取國家級實驗室、技術創新中心、科研結構等創新平台落戶經濟圈;以成渝兩地科學城、高新區爲創新、試驗平台,共建成渝科創走廊;聯手打造經濟圈關鍵技術協同創新聯盟,彙聚創新資源組織聯合攻關,合力打造西部地區原始創新和關鍵技術突破策源地;共建面向“一帶一路”的科技創新合作區和國際技術轉移中心,打造“一帶一路”西部科技創新樞紐。
五、探索建立面向高層次人才的區域協同管理機制?
探索經濟圈共同積分落戶制度,建立統一的人才一體化評價體系,突破省際壁壘,切實降低人才流動的障礙;協同構建符合國際慣例的國際高端人才綜合服務體系;共同打造一批專業化科技中介服務機構,形成具有國際競爭力的科技服務業集群。
此外,兩地還應深化跨流域跨區域生態保護合作,建立常態化跨區域生態補償機制,協同推進經濟圈信息共享機制建設。
發揮“三個優勢”,打造國際金融中心

周鹏飞 重庆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副教授 人力资源管理系系主任
习近平总书记视察重庆并发表重要讲话,擘画了重庆改革发展的远景蓝图。继“两点”定位、“两地”“两高”目标之后,从战略和全局高度提出了发挥“三个作用”的重要指示要求,科学标注了重庆发展新的历史方位。重庆是西部大开发重要战略支点,处在“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联结点上,在国家区域发展和对外开放格局中具有独特而重要的作用。这既是自身发展的价值定位,也是服务全局的时代站位。重庆要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和成渝双城經濟圈建设,必须要强化平台和通道作用,展现重庆的金融新作为。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也是城市健康发展不可或缺的供血系统。我国经济欠发达的省份,几乎都在胡焕庸线的西北侧,反映了当今中国经济发展区域失衡的概貌。想要改变这种看似“历史的宿命”,需要引潮而动,顺势而为。重庆作为中西部地区唯一直辖市,是国家实施新时代西部大开发战略的重要支点。它既接近东盟,又坐拥“渝新欧”便利,是新出口集散地,肩负起打通西部陆海大通道的战略使命,充分发挥“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交汇点的区位优势,建设成为通道物流和运营组织中心。目前重庆中新互聯互通示范项目和自贸试验区金融政策和项目创新全面实施,金融支持“一带一路”和陆海新通道建设、成渝双城經濟圈等重点领域正在扎实推進,重庆正奔跑在金融中心升级的快车道上。
重庆要立足西部,面向东盟,向以结算为主体的国际金融中心发展,走一条与北京、上海、深圳等一线城市差异化竞争的路线。沿江通路、中欧班列以及西部陆海新通道从东西南三个方向构建起三条骨干国际贸易“Y型”大通道,使得重庆具备了极强的物流中心特色,物流聚集的中心也必然会产生资金流的集聚。重庆拥有四个国家一类口岸,西南的农产品、西北的矿产资源都可以在重庆打造西部大宗商品现货交易市场。重庆可以探索建立煤炭、矿石、钢材、木材、铝材、塑料粒子、咖啡等大宗商品期货交易中心。依托果园港多式联运示范基地,建设大宗散货的大宗商品交易平台和大宗商品交收(交割)仓库、堆场。依托西部物流园,建设工业原材料的大宗商品集采平台和交易市场。重庆可以借鉴新加坡作为亚洲最大离岸金融中心的先进经验,利用中新重庆项目的优势,对接新加坡试点跨境结算业务,探索金融创新,促进境外投资便利化,更好地服务“一带一路”,扎实推進西部大开发和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努力在成渝地区双城經濟圈建设中展现新担当新作为。
“三個作用”指導下重慶“新基建”的“五個新”

任缙 重庆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副教授 经济学党支部书记
重慶以大數據智能化爲引領的創新驅動發展戰略行動計劃,與“新基建”的思路有很多交集。重慶“新基建”到底“新”在哪裏?如何將“三個作用”的指導意義發揮在重慶的“新基建”中?建議從以下四個方面入手:
一、新基建引領新的增長極
西部大開發彌補了傳統基建的不足,而重慶在數字經濟領域的布局,将会显著提升数字经济服务实体产业和智慧生活的水平,进一步推進重庆在新时代西部大开发中的支撑作用。具体而言,在两个方面调整投资领域:一是推动以5G为代表的新型基礎设施建设,促進5G與大數據、人工智能、集成電路、汽車電子、智能網聯汽車、智能制造裝備等垂直行業的應用融合發展,加速形成5G的創新生態。電子信息和汽車既是重慶原有兩大經濟引擎,在5G生態中仍可利用原有的研發優勢和資源,在數字經濟時代重新煥發新的光彩。二是加強惠及民生的教育、醫療等新型基建。可充分发挥军地合作、驻市高校的资源优势,一方面强化高校科研成果服务地方经济发展的应用功能,另一方面大力提高学前教育、基礎教育和职业技术教育的软实力和硬件设施水平。
二、新的區域合作拓展新的基建範圍
新的区域合作,一是成渝双城經濟圈建设,二是“一带一路”倡议引领的中外合作。在成渝双城經濟圈进行适度超前的基礎设施建设能够最大化经济社会效益:在两地的轨道交通、城际铁路、教育、医疗、5G等基礎设施尚有较大需求,可合作强化数字经济体系建设和公共服务共建共享。另外,在“一帶一路”倡議引領的中外合作中,要提升的是“軟基建”,即如何提高通關能力,如何爲本地企業“出海”提供優質、良好的服務,在“一帶一路”對外開放新格局中書寫重慶內陸開放的價值定位帶來新的機遇。
三、新基建需要新的市場主體
建議“分類指導”的原則,商業應用價值較高的競爭性産業交給市場,政府則在公平市場環境、鼓勵企業創新等方面做出努力,並提供財政稅負減免、信貸支持、加大知識産權保護力度等;關系國計民生、重大公共安全、投入特別重大的可以政府爲主體解決。無論是誰爲主體,都要重視、鼓勵和引導數字科技企業參與,發揮其研發實力和經營創新優勢。
四、新基建需要更寬的融資渠道
“新基建”投資規模巨大,多管齊下吸引社會資本有效參與的關鍵是著重考慮新基建項目的商業可持續性。另一方面,在新基建成本收益权衡上,需要着力提升新型基礎设施建设的收益水平,盘活现有部分优质公共资产也可一定程度降低投资成本。总之,有效降低投资损失和融资风险,形成政府财政和社会资本互为补充的健康机制、良性生态。